在浙江义乌这座被誉为“世界小商品之都”的城市，一场关于国际商贸的变革正在悄然发生。截至2024年7月31日，义乌外资经营主体总量突破1万户，成为全国首个实现这一目标的县级市。这一数据不仅印证了义乌作为国际贸易枢纽的独特地位，更折射出中国市场的开放活力与全球投资者的信心。
巴基斯坦商人阿里卡姆兰的创业故事颇具代表性。作为义乌第1万户外资经营主体的负责人，他创立的阿瓦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成立仅两个月，便已为10余位外商提供服务。办公室墙上悬挂的世界地图上，10多个红圈标记着未来业务拓展的版图。“我发现许多老乡需要更专业的市场准入指导，这让我看到了商务服务领域的机遇。”阿里卡姆兰的感慨，揭示了义乌外资生态从传统贸易向多元化服务延伸的趋势。
这种转型并非孤例。在义乌国际商贸城的玛斐贸易有限公司样品间内，埃塞俄比亚商人阿米尔正向客户推介新品。从浙江大学国际贸易专业毕业后，他选择留在义乌创业。“最初只是帮老乡采购钥匙扣、电器等小商品，没想到逐渐发展成年出口40余个货柜、贸易额超5000万元的批发企业。”阿米尔的商业版图已延伸至东非，在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设立了5家批发超市和8个大型仓库，构建起“义乌采购—非洲分销”的完整链条。
印度商人维杰的创业轨迹则展现了另一种可能。2012年从广州转战义乌后，他创立的摩挪贸易商行凭借“拼柜出海”模式迅速崛起。“在广州只能接大宗订单，但义乌能让500个发夹与其他货物拼柜出口，这种灵活性让小生意也能滚成大雪球。”如今公司规模从3人扩展至15人，办公面积从80平方米增至三层楼，产品通过80余款混装货柜销往巴西、智利等地。
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为外商创业提供了制度保障。2009年义乌获批外商投资企业登记权限，2013年率先启动商事制度改革，将外资公司注册时限从15个工作日压缩至3天。2022年实施的《义乌市优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涉外服务十项举措》，涵盖工作居留便利、生产经营支持等十个方面。去年启用的“义境APP”集成126项服务事项，其中17项可在线办理，构建起覆盖外商全生命周期的服务网络。
制造业领域的外资布局同样引人注目。也门外商马基德投资1100平方米厂房创立美光化妆品有限公司，从贸易中间商转型为“厂一代”。他的规划清晰：今年在迪拜设立外贸公司辐射中东市场，未来两年整合化妆品上下游产业链，形成从原料研发到成品销售的闭环。“中国产业链的成熟度让我决定直接在这里建厂，而不是从国外进口原料。”马基德的转型，折射出外资企业对高附加值环节的掌控欲。
这种产业升级得到政策强力支持。2020年《外商投资法》实施后，制造业领域外资限制全面取消；2024年推出的外籍人才“创业一件事”联办服务，为外商提供厂房租赁、政策咨询、人才招聘等全流程支持。数据显示，义乌外资经营主体中制造业企业达137户，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211户，与批发零售业共同构筑起多元产业生态。
在商贸服务之外，外资餐饮业的蓬勃发展让义乌成为“美食联合国”。现存443户外资餐饮企业中，土耳其餐厅老板穆罕默德·礼萨（人称“老默”）的故事颇具代表性。2008年首次到义乌采购时，他被国际商贸城的规模震撼：“人山人海，商品多得看不过来。”从外贸公司职员到餐厅老板，老默在2015年开设的普斯汀土耳其餐厅如今每天接待400多位客人，自制的土耳其冰淇淋成为招牌。
叙利亚商人安纳斯则探索着餐饮业的“反向出海”。2024年将广东的欧坦餐厅引入义乌后，他迅速将集团总部迁至此地，目前管理着全国7家分店。今年在沙特阿拉伯开设的首家海外门店，完整复刻了国内的经营模式，装修设计由中国团队操刀，所有材料在中国预制后海运至沙特组装。“我把中东美食文化留在中国，现在要把中国餐饮管理模式带回中东。”安纳斯的计划，揭示着文化交融的新维度。
这种国际化生态系统的形成，让义乌在全球贸易波动中保持韧性。2024年，义乌外贸出口规模占全国比重从2011年的1‰跃升至2%。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陈建伟指出：“义乌展现的营商环境优势，印证了中国市场的广阔潜力和消费升级趋势，为全球投资者提供了‘投资中国就是投资未来’的生动注脚。”
从商品集散地到产业创新地，从贸易枢纽到生活共同体，义乌的国际化进程正在改写传统商业逻辑。当印度商人在板球场上挥洒汗水，当各国客商在餐厅里交流商机，当中国游客品尝异国美食，这座城市的包容性与创造力，正为全球经济注入新的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