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两国于7月28日至29日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了今年的第三轮经贸会谈,此次会谈不仅议题更加广泛,而且触及的问题也更加深入实质。
此次会谈由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带队,这是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双方在日内瓦和伦敦之后,第三次进行面对面高级别经贸谈判。自4月2日特朗普宣布对等关税以来,短短四个月内,双方已进行了三次面对面会谈,显示出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对各自领域的密切关注。
与前两次会谈相比,本次会谈有着显著的不同。尽管会谈后双方并未发布联合声明,但外界普遍认为,谈判的核心议题在于是否将当前的关税暂停期再次延长90天。这一举动不仅反映了双方的分歧仍然较大,也表明双方对这次谈判的高度重视。
回顾这一轮贸易谈判的时间线,可以看出双方都变得越来越理性和克制,这对谈判而言是一个积极的信号。5月10日,双方在瑞士首次会谈,达成暂缓部分关税90天的临时共识。这一缓冲期原定于8月12日到期,但双方有意再次延长90天,给予彼此更多缓冲和磋商空间。这样一来,新一轮关税缓冲期将延续至11月10日。
那么,在这次会谈中,双方究竟探讨了哪些议题呢?据透露,此次会谈在伦敦和日内瓦会谈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展,议题逐步深化。从最初在日内瓦聚焦于稀土问题,到伦敦会谈话题变宽,再到斯德哥尔摩会谈涉及更为宏观的经济框架问题,双方对话的内容不断升级。
在这次会谈中,贝森特表示希望中方将经济结构转向消费型经济体。这一观点并非新鲜论调,早在今年3月,前美国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就曾提出类似看法。然而,此次从贝森特口中说出,尤其是在经贸会谈中,显得尤为不同。他进一步指出,这种转变可能需要外部冲击才能完成,并举例提到日本经济在1990年代泡沫破裂后的转变。
贝森特的这番言论引发了广泛关注。客观而言,向消费型经济体转变的可行性确实是一个热门话题,但将关税作为外部因素来加速这一进程,显然有些无礼。经济体的转型应该是由内而外的自然过程,而非依赖外部因素。然而,不可否认的是,随着特朗普全球关税政策的实施,中国继续依赖出口刺激增长的确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
近年来,美国与东南亚国家签署的贸易协议中,几乎都涉及转口贸易条款,且关税高达40%左右。这意味着中国生产的商品在出口时可能面临更高的关税壁垒,从而促使商品转向国内市场销售。这无疑加大了中国向消费型经济体转型的压力。
尽管如此,向消费型经济体转型对中国而言仍然具有诸多好处,也符合中国当下的战略目标。为了促进这一转型,中国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刺激消费和内需。例如,为了鼓励生育,中国推出了新生儿补贴政策;同时,关于12年教育免费的说法也越来越多,这些措施都是为了减轻家庭负担、增加收入,从而刺激消费。
在可见的未来,中国还将继续采取更多措施来刺激消费。例如,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保障员工权益以及整治内卷式竞争等,这些都是为了从根本上解决消费问题。然而,消费的增长并非一蹴而就,需要时间和努力。正如漫长的经贸会谈一样,消费问题的解决也需要耐心和坚持。
总体来看,这次中美经贸会谈确实涉及了新的话题和内容,双方的分歧仍然较大,要想达成贸易协议还有较长的路要走。但无论如何,双方都在努力寻求解决方案,以期实现互利共赢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