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探讨智能机器人对人类劳动市场的影响时，一个常被提及的疑问是：如果大量工作被机器人取代，那么谁来消费商品？然而，这个问题或许从一开始就偏离了核心议题。
事实上，消费的本质并非由生产工具或生产方式决定，而是与社会的分配制度紧密相关。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未来五年内，人类或将深刻感受到AI对就业市场的冲击，正如历史上机械化、自动化对农业人口的替代一样。尽管发达国家农业人口占比极低，如美国仅为1.3%，但这并未导致其失业率高于农业人口占比较高的国家，如中国。2024年的数据显示，美国失业率为4.1%，而中国为5.2%。
面对AI带来的就业变革，我们更应关注的是如何适应这一变化，而非单纯忧虑消费问题。例如，deepseek的深度学习研究员不仅未被AI取代，反而其薪资水平大幅提升。被取代的往往是那些简单的、重复性的劳动，无论是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AI的崛起，不仅延长了人类的算力与记忆，更对教育体系提出了挑战，未来的教育将更加注重想象力与创造力的培养。
然而，AI对人类社会的冲击不容小觑。与历史上的蒸汽机革命、电子革命相比，AI作为工具，其影响更为深远。它不仅改变了生产方式，更在深层次上重塑了社会的分配结构。李开复预测，未来15年内，50%的人类工作将被人工智能取代。麦肯锡全球研究院也预测，到2030年，全球将有4亿至8亿人因自动化失去岗位，新兴市场国家尤为严重。
那么，回到最初的问题：智能机器人取代人类劳动后，谁来消费商品？这实际上是一个分配制度的问题。分配主要包括第一次分配和第二次分配。第一次分配由企业主导，取决于劳动的稀缺性；而第二次分配则由财政主导，这是关键所在。第二次分配的水平，直接决定了社会的民生保障程度，尤其是当大量一线工人失业时，一个国家的“人民性”将在此刻得到考验。
以德国为例，其强大的社会保障体系为失业者提供了坚实的后盾。58岁以上的失业者可领取长达24个月的失业金，每月约合人民币1.3万元；还有公民津贴等制度保障失业者的基本生活。这样的制度设计，使得消费问题迎刃而解。当然，这一切的前提是市场的单位资本密度高，以及社会保障支出在GDP中占比较高。相比之下，中国的这两项指标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面对AI带来的挑战，人类未来的幸福不仅取决于第一次分配，更在于第二次分配的优化。通过提高累进税率、增加社会保障支出等措施，可以更有效地调节收入分配，实现社会公平。同时，向德国学习，建立公民津贴制度，甚至考虑马斯克提出的“全民基础收入”概念，都是值得探讨的解决方案。这些制度设计旨在确保每个人都有基本的消费能力，从而解决智能机器人取代人类劳动后的消费问题。
实际上，多国已经开始尝试“全民基础收入”的实验。例如，加拿大安大略省的试点显示，受助者中37%选择重返校园，15%投入创业；芬兰的实验也表明，领取基本收入者的工作积极性并未下降，反而更倾向从事创意、护理等AI难以替代的职业。这些实践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也让我们看到了解决消费问题的新路径。
智能机器人取代人类劳动后的消费问题，并非无解之题。通过优化分配制度、提高社会保障水平等措施，我们可以确保每个人都有能力参与消费，从而推动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