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已成为党政机关的重要工作准则。今年5月，新修订的《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正式实施，为党政机关过紧日子提供了更严格的制度保障。然而，社会上出现了一种声音，认为党政机关厉行节约会抑制消费，不利于扩大国内需求。这种观点是否站得住脚？深入分析后不难发现，其背后存在一个明显的逻辑误区：将党政机关的公务消费等同于社会消费的主要动力。
实际上，公务消费与社会消费有着本质区别。公务消费的合理控制，不仅不会削弱消费活力，反而能为消费增长创造更有利的条件。一方面，减少不必要的公务开支，可以让财政资金更集中地投向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领域。这些投入直接关系到居民的生活质量，能够减轻居民在基本需求上的支出压力，从而释放出更多的消费潜力。另一方面，从数据来看，公务消费在社会总消费中的占比一直较低，指望通过增加公务消费来拉动经济增长，既不符合现代财政制度的要求，也难以形成可持续的消费动力。
以财政数据为例，2023年中央本级“三公”经费支出预算较2019年下降了20%，而同期各级财政对教育、医疗、养老等重点民生领域的投入增长了25.5%。这一降一升，充分体现了厉行节约带来的资源优化配置。节约下来的资金并没有消失，而是被转移到了更能惠及民生、激发居民消费的领域。
中部某县的实践也印证了这一点。该县通过严格预算管控，大幅压减办公费、会议费等一般性支出，将节省的资金用于工业转型、城市升级等重大项目。当地财政部门仍在使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老办公楼，“三公”经费压缩至四五万元，但却投入5亿多元建设高中学校。这种资源分配方式的转变，不仅改善了民生，也为长期消费增长奠定了基础。
公共资金的核心使命是保障民生和推动公共事业发展，而非用于铺张浪费。如果将大量资金投入公务消费，看似短期内增加了消费，但实际上可能挤占居民消费资源，甚至误导市场对真实需求的判断。这种消费模式脱离了大众实际需求，无法真正激活市场活力。
随着厉行节约的推进，消费领域确实出现了结构性变化。例如，中央八项规定实施后，公务接待费用大幅下降，高档白酒在政务场合的出现频率明显降低。有研究显示，政务消费在白酒市场中的占比从近四成降至不足10%。但这一变化并未导致消费萎缩，反而促使酒企调整策略，推出更多面向大众的中端产品，优化品质和价格结构。同时，“不喝不给我面子”的酒桌文化逐渐淡化，精酿啤酒和小酒馆等新兴业态受到年轻人欢迎，消费基础更加稳固。
餐饮行业的变化同样明显。商务宴请和公务消费减少后，家庭消费成为餐饮市场的主力军。许多餐厅调整经营策略，将原本用于包间的空间改造成卡座，以更好地满足普通消费者的需求。餐厅人流量和翻台率显著提升，经营效率大幅提高。
厉行节约并未影响公职人员的正常消费。不必要的公务宴请和应酬减少后，公职人员有了更多时间陪伴家人，参与亲子活动、家庭聚餐或文化休闲、运动健身等私人社交。这些消费既符合个人需求，也为餐饮、旅游、文体等行业带来了新的增长点。
党政机关厉行节约与提振消费并非对立关系，而是相辅相成。当公务支出中的浪费被遏制，更多财政资源可以投向民生领域，减轻居民负担；同时，节省的资金可用于减税降费、支持中小企业，帮助企业稳定就业、提高员工收入。居民收入增加、后顾之忧减少，消费意愿和能力自然会提升。
将厉行节约与消费增长对立起来的观点，既忽视了公务消费与居民消费的本质差异，也误判了消费增长的核心动力。只有立足居民需求、遵循市场规律、维护公共利益，才能实现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