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方提出建议的核心逻辑是安全。近年来，城市交通环境日益复杂，校门口车辆超速、行人“鬼探头”等现象频发，老人因行动迟缓、对交通规则敏感度下降，接送孩子时易成为风险点。例如，有家长反映，老人过马路时注意力不集中，甚至看不清红绿灯；低年级孩子放学后容易在人群中走失，老人因体力或反应速度问题，可能无法及时察觉并处理。
然而，家长对建议的质疑同样具有现实依据。文件中“身体状况欠佳”的界定标准模糊，许多身体健康的老人仍被建议“不要接送”。一位60岁出头的家长表示：“我接送孩子十几年了，学校凭什么断定我不适合？”更关键的是，部分家长因工作时间、经济压力等现实因素，不得不依赖老人接送。例如，广州某小学统计显示，低年级学生接送率接近100%，而随着年级升高，接送率逐渐下降，说明老人仍是低年级接送的主要力量。
双职工家庭是接送难题的“主力军”。一位北京家长吐槽：“学校托管到五点十分，我下班最早也得六点十五。”这种时间差让家长陷入“请假”或“托管”的两难：请假可能影响工作绩效，托管则需承担额外费用，且部分机构服务质量有限。近年来，多地推行“小学下午提前放学”政策，初衷是鼓励学生参与课后活动，却因托管时间与家长下班时间不匹配，反而增加了接送难度。
社会环境的变化也加剧了接送难题。过去，孩子放学后可自由玩耍回家，如今城市道路车辆密集，驾驶者礼让意识不足，家长不得不亲自或委托他人接送。社区层面，许多小区缺乏安全的儿童活动空间，孩子放学后无处可去。相比之下，日本通过“儿童110之家”系统（商户和家庭自愿成为儿童求助点）、“结伴同行”制度等措施，为孩子提供了更安全的独立出行环境。
家长对建议的情绪，本质是现实困境下的焦虑。一位南沙家长直言：“我要是有条件亲自接送，还用得着让父母去吗？”这种质疑源于建议缺乏可操作性：若学校认为老人接送风险高，为何不提供替代方案？部分家长对托管服务存在不信任，认为其人员配置不足、监管缺失，甚至怀疑学校借此推动托管服务以增加收入。家长对“独立出行”的安全焦虑仍未消解，一位家长因孩子需过一条小马路而计划搬家，折射出“放手”与“安全”之间的矛盾。
破解接送难需多方协作。学校可提供更灵活的方案，如校车服务、延长托管时间至家长下班后、组织同社区家长接送互助小组；家长需根据孩子年龄与环境“适时放手”，低年级由父母或老人接送并培养方向感，中年级尝试结伴同行或“远程监护”，高年级逐步过渡到独立出行；城市则需建设“儿童友好型”基础设施，如打造“15分钟生活圈”、优化校门口交通、推广“学径地图”等。
国际经验提供了有益参考。日本通过社区共建“儿童110之家”，确保孩子遇到问题时能第一时间获得帮助；欧美国家从法律到文化鼓励“放手教育”，低年级孩子普遍独立上学，父母不干预，孩子从小具备方向感和自我保护意识。中国的接送文化根深蒂固，但过渡需学校、家长、城市协同发力：学校提供安全选项，家长培养孩子独立能力，城市改善交通与社区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