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自然哲学，被誉为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写”科学革命，其深远影响至今仍为学界所探讨。然而，这场革命在公元前2世纪却突然走向衰落，使得近代科学革命的火花并未能在古希腊土地上点燃。
对于古希腊自然哲学未能孕育出近代科学革命的原因，学者们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深入剖析。一方面，休厄尔、戴克斯特赫斯与霍伊卡等学者从古希腊自然哲学自身的认识特征出发，指出其内在的逻辑和理念追求，使得科学革命在古希腊难以发生。另一方面，本杰明·法兰顿等学者则强调了古希腊自然哲学与技术、社会应用之间的脱节，认为这种脱节导致了理论与实践的断裂，使得古希腊科学失去了进一步前进的动力。
戴克斯特赫斯指出，希腊几何学家所推崇的柏拉图主义纯洁性，阻碍了对应用数学的探索和变量处理，使得科学与技术之间缺乏富有成效的互动。而本杰明·法兰顿则进一步强调，在古希腊奴隶社会背景下，自然哲学家们热衷于沉思，不关心技术，也不考虑科学的技术应用，这种理论与实践的断裂导致了理论社会功能的丧失。
然而，也有学者对法兰顿的观点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即使古希腊自然哲学与社会生产脱节，但从非物质利益的角度考虑，它仍然具有追求智慧、探索自然奥秘的精神价值。这种价值虽然不为当时社会所遵从，但仍然是社会精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克拉盖特则赞同法兰顿关于希腊科学已经非常先进的观点，但他认为，希腊科学并未将技术扩展成所有科学所不可缺少的资源，从而导致科学无法向前迈进，只能进入平稳状态。他将这种平稳状态归因于罗马人的统治、基督教的兴起以及“精神力量”的传播。
不过，也有学者对克拉盖特的观点提出了商榷。他们认为，古希腊自然哲学是否进入平稳状态仍有待商榷，而且诉诸超自然原因以及超自然事物来对自然现象进行研究的赫尔墨斯传统，对于近代科学革命的发生也起着重要作用。
古希腊自然哲学之所以能够作为近代科学革命的源流，其追求智慧、“为了认识而认识”的精神是至关重要的。这种精神摆脱了功利性的应用束缚，探索自然的奥秘，保证了理性认识的贯彻。虽然古希腊自然哲学与社会应用脱节，被边缘化，但这也正是其能够保持独立性和纯粹性的原因。
H·弗洛里斯·科恩指出，对于“近代科学革命为什么没有在古希腊发生”这一问题，科学史家进行了诸多系统的研究。他认为，古希腊自然哲学的衰落是导致这一问题的重要原因。而衰落的背后，则是古希腊自然哲学内在的哲学认识特征以及外在的技术应用缺乏和社会历史文化因素的综合作用。
尽管古希腊自然哲学衰落了，但其对后世科学革命的影响却是深远的。在经历了二次“翻译浪潮”和三次“文化移植”之后，古希腊自然哲学最终在西方引发了近代科学革命。这场革命不仅继承了古希腊自然哲学的思想精髓，更在此基础上进行了革命性的创新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