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这一曾经作为儒学核心形态的知识体系，自晚清逐渐解体以来，便悄然淡出了公众视野与学术主流。在现代学术体系中，尽管文史哲各学科或许仍会触及经学的某些内容，但这些内容往往被切割成碎片，散落于不同领域，成为现代学术体系中的辅助元素。
清末民初，经学解体导致其理解日益狭隘化，“以小学为经学”与“即经学史以为经学”成为学界共识。古典学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经学的地位，在中国文化传统的叙述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古典学的内容虽关联古代，且形态上与清代考据学相接，但其性质却完全现代，能与西方理念产生共鸣。古典学的兴起，使得儒家思想的独尊性和唯一性不复存在，转而与其他诸子思想及佛、道二教并驾齐驱。经学领域也被更广阔的现代研究视野所取代，这一变化与晚清以来的学术大势相吻合。
对经学进行小学定位和材料化处理，突显了文献考证的重要性，使小学不再是经学的附庸，而是获得了知识独立的地位。考据学也一跃成为古典学问的中心。美国汉学家艾尔曼在其著作《从理学到朴学》中，重新诠释了清代考据学的意义，将其视为一种新的实证学术范式，认为中国现代出现的众多领域如古文献、历史学等，都从清代学者的开创性工作中获得思想养分。这一观点强调了清代考据学在传统向现代过渡中的主体地位。
中国古典学研究，包括对西方古典学的引进与本土化努力，呈现出两大路径。第一种路径强调西方古典学的学科体制化特点和研究规范化要素，即便考虑本土化问题，也需严格遵循古典学的基本规则和经典范式。这类研究者多具西学背景，熟悉西典，但对中国学术的当代发展现实要求结合不多。第二种路径则将西方古典学作为参照物，吸纳其知识与方法，用古典学的名义研究中国传统学问，反思现代学科划分和研究方式，试图在学术形态上做出调整。
深入探讨“古典”观念所蕴含的思想意义，我们发现古典并非仅指过去的历史遗物，而是具有强烈的实存感与共时性，与我们的当下处境交织在一起。伽达默尔指出，古典型是对某种持续存在东西的意识，对不能被丧失并独立于一切时间条件的意义的意识。正如传统观念一样，古典也不能被从历史时序的机械线条中切割出来，而应被视为我们本身存在的状态。
在中国本土的古典传衍史中，对经籍的解释和处理虽有其技巧性，但经学中的“工具性”内容在近代学术转换过程中被着力提举并引向语言文字学、文献学等。而被现代科学理念所遮蔽的，恰恰是充盈着人文主义特色的内容。传统的解经方式中，“以传解经”和“以经解经”的区别，显示了哲学思想在注释形式遇到困境时的突破作用。这一路向依赖于哲学的创造形式，而非文献学所能承载。
古典学，作为另一种意义上的解释学，其本质在于理解与解释。经典文本是人的精神活动的连续性积累和丰富多样性的记录，理解它们需要当代人“精神的当下或在场”。通过解读文字，体会深刻含义，使生命个体与历史“相遇”，融贯于人类精神发展的长河。古典学的生命力在很大程度上对应着现代意识，有什么样的现代性理解，便有什么样的古典学想象。
从儒家思想的现代转化来看，只有义理担当是可以绵延的。在解释经义的过程中，每个生命个体都可以与经典展开直接对话，从日常生活经验里体证生命的独特意义。解经不是外在活动，而是对自我处境的文化使命与活力显现的直接参与。因此，对中国古典学的种种设想及对“经学复兴”的理解与期待，应在更高的哲学诠释意义上进行，而非仅局限于保存与传递古物的境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