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刘可欣 徐瑛蔓 四川眉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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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羿杨，江口遗址工作站副站长。曾获评“四川省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工作先进个人”奖。后陆续参与简阳天府新机场调查、成昆副线宋家坎遗址发掘、江口沉银遗址发掘等项目。其间曾任职《四川文物》编辑部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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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口明末战场遗址位于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区江口街道，地处岷江与锦江交汇处的河道内，北距成都市约60千米，南距眉山市约20千米，是清顺治二年（1646）张献忠与杨展交战的古代战场遗址。该遗址的发现实证了张献忠江口沉银的传说。曾获评为201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江口遗址出水木鞘（图据江口遗址工作站）
7月31日，《眉山市土地储备考古前置管理办法》正式出台。这意味着继成都之后，四川又一城市把基本建设考古前置推进到土地储备考古前置。“先考古，后出让”，这不仅能够缓解文物保护与城乡建设的矛盾，更意味着文化资源富集的眉山，将会为保护地下文物，作出更多的尝试和努力。而包括江口遗址工作站副站长周羿杨在内的工作站成员，是践行该项政策的重要力量之一。
近期，除了推进眉山的考古前置工作，周羿杨和其他7名成员，还忙着调查江口崖墓、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以及推进另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即江口明末战场遗址的考古研究工作。从2016年初识江口遗址，兜兜转转，做过编辑，经历过眉山、成都“双城记”，她又回到了岷江边，专注于江口遗址出水文物的整理和研究工作。
尽管发掘工作已经告一段落，江口工作站的成员依旧忙碌着。目前最紧要的工作，就是将七万多件出水器物进行分类，进而挑出每个类别的典型器物来，描述、绘图、撰写考古报告。明朝白银货币的流通、社会经济状况、军事制度、金饰研究……这七万多件器物，能够为考古工作者提供多个角度，还原明末的社会。“材料是非常丰富的，想怎么做研究都行，只要敢想就敢做。”周羿杨说。
“只要敢想就敢做。”现在的网络语境中，有一句话倒跟它很像：“干就完事！”这种鼓励能够为当代青年人，提供一股无名的勇气。而无论是跨专业考研，还是接任江口遗址工作站的日常工作，周羿杨都表现出了这种“不内耗，不焦虑”、埋头往前冲的宝贵勇气。
国内首次围堰考古
办法总比困难多
2015年，周羿杨从学校毕业，进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工作（以下简称“省考古院”）。那时候的省考古院人手并不充足，只要田野调查有需要，无论是绘图还是负责库房管理的人员，都要参与进来。负责管理库房的周羿杨，也被安排在成昆铁路的西昌段沿线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阴差阳错，因为带队老师负伤休息，周羿杨得到机会来到江口遗址参与发掘。
周羿杨在整理出水文物（图据受访者）
第一次听到江口遗址，源于时任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高大伦。“当时听说有这么一个遗址需要调人过去参加发掘工作。遗址在河道里，我们需要把它围起来，再工作之类的。”不在地面，不在深海，河道里头的考古发掘怎么做？周羿杨想象不出来。而到了江口她才发现，现实的情况更为复杂。
没有遗迹，没有地层，更没有载人潜水艇和科考船，有的只是岷江的浑浊江水，日夜不停地冲刷着布满泥沙和鹅卵石的河道。陆地上的考古经验，在这里并不能发挥太多的用处。经过数次专家论证会，才决定以围堰的方式进行发掘。联合考古队在发掘区域外围上一个大的围堰，在其中再围出一个小围堰来，用导流渠将子围堰的水排出，再用大型抽水机24小时不间断地抽水。这是国内首次围堰考古。
“遇到一些特别重要的文物的发掘，如果当天没法提取，就只能整宿地派人下去驻守。所以跟陆地上的考古发掘相比，会有更多的突发情况，困难也很多，但是办法总是比困难多。”周羿杨说。
“办法总比困难多。”想必江口遗址工作站的成员们一定也是抱着这样的心态，才能熬过不知江底是否有遗物的焦虑，最终证实江口沉银传说中的真实性。他们在发掘的过程中，摸索出了一套成熟的流程，用坐标系记录下7万多件出水文物的出水位置，以及它们的出水状态。
因出水的文物大都是金银这类贵金属，仅是蜀世子宝金印就达到了8公斤的重量，更别说还有大量的金册、银册、金锭、银锭。所以江口遗址的安保工作，一定是重中之重。而当地的博物馆建筑已经变得陈旧且脆弱，周羿杨回忆，当重要文物陆续出土后，考古队不仅运来了密码保险箱，又“重塑”了墙面，加上了钢筋和砖头，且实现了从发掘区域到库房的24小时全天候的监控。
因为在省考古院有管理库房的经验，所以，最为重要的文物库房钥匙，交到了周羿杨手里。那也是她第一次看到在一个遗址的库房边站着持械的特警，大家上下班“像是过安检一样地检查”。2018年，她又回到省考古院工作。后来也做过《四川文物》的编辑，体验过抱着电脑、随处改稿的日常。但是每年江口的发掘，她都会回来参加工作，就像是赶赴一场和一线考古的约定。
2021年，周羿杨认真思考之后，认为自己还是更适合回到一线考古工作，这才提交了申请。
“蜀世子宝”金印（摄影：刘可欣）
两代考古人的接力
做好江口遗址的“守城”工作
其实，“江口遗址工作站副站长”的身份，周羿杨也还在适应中。2023年8月，她开始主持江口遗址的部分工作。“以前不当家的时候不知道柴米油盐贵。”现在除了本职工作外，周羿杨还有不少的行政事务需要处理。“2021年我才正式转到田野工作中来，现在工作站里头也大都是这两年毕业的人，压力确实很大。”周羿杨说。
但她不内耗，不焦虑。想不通的时候，就放空一下，然后再捋出头绪来。“凡事都会有先后顺序。我能做的，就是尽可能在我的层面，解决能解决的问题。解决不了的，还有刘院。”周羿杨说得干脆。刘院，就是省考古院副院长、江口遗址工作站站长刘志岩。关注文博“大V”的人们更熟悉他的另一个名字：“考古君”。
虎钮永昌大元帅金印（摄影：刘可欣）
周羿杨说，团队压力最大的时候，其实是刘志岩带队刚到江口开始发掘那会儿。
尽管四川多地都在传唱“石牛（龙）对石虎、金银万万五，谁人识得破，买尽成都府”的寻银诀，但沉银的地方究竟在哪里，谁也给不了准信。民国时期川军曾经推测张献忠沉银的地方在锦江，还组织过一次打捞。“那时候距离明末时间那么近，都捞错了地方，谁知道这岷江里头到底有没有呢！”即便有盗掘案犯案人员前来指认了虎钮永昌大元帅金印、金银锭的出水地，江口一带水域也曾因为施工，两度发现与张献忠沉银相关的文物，但是巨大的人力和财力的投入，仍旧让站长刘志岩承担着巨大的压力。
江口工作站平日的办公地点就在江口汉崖墓博物馆。站在博物馆的二楼，就能看到一期发掘区。“那段时间，刘院就常站在博物馆二楼，眉头紧锁地望着发掘区。”直到有比较重要的文物出水，工作站成员心里的石头才落地。
刚进省考古院的时候，周羿杨是“放养的状态”。因为调查和发掘工作不断，考古领队基本都在田野工作，不在院里坐班。而来到江口之后，一切就不一样了。“刘院会督促我们，只要有阶段性的成果，都鼓励大家出来讲一讲，分享一下。”参与发掘的实习生、志愿者、当地文管所的老师，都能够参与其中。
周羿杨说，只要有站长在，大家就很安心。这种安心，源于团队成员的信任，也源于前辈对后辈的关切和爱护。“他会关心我们。”什么时候评职称，什么时候递交材料，如何选择研究方向，哪些资料可以共享，将来如何继续深入研究……“他不仅自己追求进步，也鼓励年轻人进步。他会在每个人的身后，挥舞着他的小皮鞭，督促我们自己去努力。”
“西王赏功”金币（摄影：刘可欣）
“西王赏功”银币（摄影：刘可欣）
在刘志岩的带领下，江口工作站有了明确的分工，以至周羿杨接手的时候，他已经将团队的整体研究方向、引进什么样的人才、团队成员能有什么样的发展，“安排”得明明白白。“这已经是一个非常成熟的团队了。包括我自己，也是在他的指引下逐渐成长起来的。”周羿杨讲到。
这位已经成长起来的工作站副站长，如今也已对自己和团队的发展，有了明确的认识：“现在要做的，就是跳出我自身的局限，完善团队结构。我能做的，基本就是‘守城’的工作，保证工作站的正常运行，配合博物馆建设等等。”
普通人也能参与发掘的遗址
创造公众与江口的共同记忆
江口遗址是全国首个通过社交媒体招募志愿者参与考古发掘的遗址。这也是刘志岩提出的创新。江口遗址有着自己的独特性。因为没有遗迹，也不需要刮面，能够形成一个比较标准的发掘流程，对于普通人来说，也“挺容易上手的”。所以，考古站把工作流程分解之后，发现拍照、发掘、资料整理等，志愿者都能参与其中。
周羿杨工作照（图据受访者）
“当时每一个探方都有一个负责人，发掘组、摄影组、资料组都驻扎在下面。器物出水后，就记录位置、初步清理并拍照，然后资料组在现场记录完后，就回到工作站里录系统，打标签，装袋，入库。随后，我就在库房里进行进一步的清理，文保组开始拍照等后续工作。”周羿杨介绍。
如今，周羿杨并不太能记得每个志愿者的名字，但却对考古在他们身上留下的烙印，如数家珍。
来自四川大学锦江学院的一名志愿者，负责现场的采集和标签的记录。虽然本科专业与考古并不相关，但是后来却考到了中山大学的人类学专业，毕业后就职于某个文管所；有的志愿者参与发掘后，去了学校任教，为文博行业培养下一代的人才；更有人学成后返回江口遗址工作站，成为正式一员。“这个影响是深远的，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大家参与这个遗址的考古工作后，投身到了这个行业中。”
她也坦言，志愿者深度参与遗址发掘这方面，对于其他遗址来说，可借鉴度并不高。但这却对考古的普及和人才培养，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当时，每个批次的志愿者，都能分到工作日记，用以记录每天的工作内容。“一些有意思的孩子就会记录一些生活化的内容，写得很有文采。”这是公众与江口遗址之间的共同记忆。周羿杨他们也试着将内容整理成册，作为公众考古的其中一个部分，珍藏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