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时六年，规模达500亿元的浦发转债正式完成使命。10月28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公告，浦发转债正式摘牌，这场曾陷入“转股停滞”困境的转债发行，最终以99.67%的超高转股率收官，仅余0.33%的转债按规则兑付，成功化解了浦发银行的现金兑付压力，为银行转债市场提供了“多方协同破局”的典型样本。
浦发银行公告显示，自2020年5月4日进入转股期以来，截至2025年10月27日，累计已有498.37亿元浦发转债转为普通股，转股股数达39.54亿股，占转股前总股本的13.4701%；未转股金额仅1.63亿元，占比0.3258%。这一转股比例远超市场预期，标志着浦发银行通过资本运作成功优化了财务结构。
回顾发行历程，2019年11月，浦发银行发行500亿元浦发转债，初始转股价格为15.05元/股，后因年度利润分配调整至12.51元/股。根据条款，若正股连续30个交易日中至少15个交易日收盘价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即16.26元/股），将触发强制赎回机制。然而，受股价长期低迷影响，这一条件始终未能达成。截至2025年3月末，未转股比例高达99.9971%，累计转股金额仅144万元，500亿元转债几乎全部面临到期兑付压力。若按110元/张（含税）的价格赎回，浦发银行需承担约550亿元的现金兑付责任，对其财务状况构成显著挑战。
转机出现在2025年6月。信达投资、东方资产、中国移动等战略投资者相继入场，为转股进程按下“加速键”。6月30日，信达投资率先将持有的1.18亿张转债全部转股，转为9.12亿股普通股；9月，东方资产及其一致行动人通过二级市场购股和转债转股的方式增持，截至9月29日，持有浦发银行10.73亿股（持股比例3.44%），并仍持有860万张转债；中国移动作为第二大股东，更是在10月内三次大规模转股：10月13日转股5631.45万张，10月17日转股1874.07万张，10月24日再转股1483.83万张。三次转股后，中国移动持股比例从17.00%提升至18.18%，成为推动转股率飙升的核心力量。截至10月27日，浦发转债累计转股比例突破99.67%，未转股余额仅1.64亿元，彻底扭转了此前市场担忧的“超百亿兑付”局面。
苏商银行特约研究员武泽伟分析认为，此次超99%的转股率不仅避免了浦发银行的大额现金流出，还直接提升了其一级资本充足率，优化了资本结构，增强了抵御风险和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根据浦发银行公告，此次可转债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支持公司未来业务发展，并在转股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半年报显示，截至6月末，浦发银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为8.91%、一级资本充足率为10.38%、资本充足率为13.55%，均低于行业平均水平。国泰海通证券研报测算，若转债全部转股，可提升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0.5个百分点至9.41%，为公司后续发展打开空间。
多方协同的共赢效应不仅体现在浦发银行身上，投资者也从中获益。若投资者自发行时持有并选择到期兑付，可锁定10%的累计收益率（按100元面值发行、110元兑付计算）；若选择转股，叠加2025年10月浦发银行股价8.99%的月度涨幅（10月23日报12.97元/股），收益空间进一步提升。中金公司研报指出，信达投资和东方资产通过派驻董事的方式，可将浦发银行投资按权益法记账，以1倍静态PB估值并表，而浦发银行交易于约0.5倍静态PB，价差将以投资收益形式计入当期利润表。财报显示，截至6月30日，中国信达持有浦发银行9.18亿股（3.03%），提名代表获董事会非执行董事席位，可参与财务与经营决策，形成重大影响。当日按权益法核算该联营公司投资，应享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201.34亿元，较初始成本溢价72.28亿元，已调整相关权益科目。
从公司治理角度看，中国移动作为重要战略投资者，持股比例进一步提升，彰显了其对浦发银行长期发展的信心。邮储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中国移动作为股东，有助于其更好地分享浦发银行未来的经营成果，增强在金融领域的投资回报和战略协同效应。双方合作不仅限于资本层面，还包括业务层面。浦发银行的金融服务能力可为中国移动的数字化转型提供支持，而中国移动的技术优势也有助于浦发银行拓展金融科技业务。
浦发转债的成功经验为银行转债市场提供了重要参考。业内专家分析指出，其关键在于“多方资本协同+合理时间窗口把控”：一方面，金融资产管理公司（AMC）与战略股东的入场，既提供了转股所需的资金支撑，也向市场传递了对银行经营的信心；另一方面，转股操作集中在到期前4个月启动，为市场消化转股带来的股份稀释效应预留了充足时间。这一模式不仅缓解了浦发银行的资本压力，更为当前转股率低迷的银行转债市场注入信心。
据企业预警通数据，截至浦发转债摘牌后，市场上仍存续兴业转债、上银转债、重银转债、青农转债、常银转债、紫银转债6只银行可转债，其中除兴业转债转股率达17.30%外，其余5只转股率均不足1%，青农转债、紫银转债的转股率更是接近于零，仍面临“到期兑付”的潜在压力。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利辉表示，银行可转债转股率低的症结在于“破净+高转股价”的双重困境。银行股普遍破净，转股价无法下修；发行时转股价设定偏高，与当前股价倒挂，使投资者缺乏转股动力。加之机构投资者偏好固定收益，形成“转股难、兑付压力大”的恶性循环。破解之道在于银行提升经营质量，改善市场预期，同时优化可转债条款设计，让转股机制真正发挥效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