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通基金原副总经理、权益投资总监邹曦的职业去向有了新落点。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公示信息显示，他已加盟深圳中安汇富私募。这位在融通基金任职超过24年、长期深耕周期投资的老将，管理代表作融通行业景气混合的时间超过13年。
邹曦的转身只是这轮人才迁徙中的一个片段。根据基金业协会公示信息的不完全统计，截至11月10日，年内已有近30位出身公募或券商的投研人士创办或加入私募机构，何康、鲍无可、翟相栋等市场上耳熟能详的名字均在其列。这些人的路径大致分为三类：转投成熟平台、离职后自立门户，或通过收购原有机构、变更管理人等方式入局。
鲍无可的去向最早受到关注。今年5月，这位在景顺长城任职近16年、担任基金经理超过10年的老将，正式加入高瓴资本旗下的瓴仁投资，离职前的管理规模约162亿元。6月，他的首只私募产品启动发行。招商基金原基金经理翟相栋随后跟进，8月18日，其从业机构变更为上海瓴仁私募。此前，他管理的招商优势企业混合是市场上关注度颇高的产品，截至2025年二季度末管理规模约81亿元。
10月还迎来另一位跨界者。华泰证券原研究所所长助理、策略首席兼金工首席何康，以首席投资官的身份亮相波克私募。波克方面表示，何康及其团队在人工智能方向的研究积累，能够为平台提供方法与工具层面的支持，推动新技术在多条产品线中的应用，充实策略体系，并为全产品线的组合配置赋能。
与上述加盟模式不同，另一些基金经理把宝押在了自己身上。中欧基金原权益投决会委员、价值组投资总监曹名长创办的璞桥资产，于3月完成私募管理人登记；宏利基金原权益投资部总经理王鹏设立的鹏聚私募，在8月完成登记；华商基金原权益投资总监周海栋则走得更为曲折，他在离职一年半后，通过工商变更取得上弦月私募的控制权。
路径不同，性质各异。一位不愿具名的私募业内人士指出，同样是“公奔私”，加盟平台与独立创业差别明显——前者是“带着能力去借力”，后者则要同时扛住“能力”与“经营”两道关卡。从今年的案例看，选择创业模式的人居多。
这场迁徙背后，是两类机构在投资机制上的落差。公募基金长期面临相对收益排名、产品业绩比较基准、投资范围及流动性等多重约束。对主动权益基金经理而言，随着管理规模攀升，部分中小市值个股的持仓容量、组合流动性以及行业集中度，都可能对策略执行形成掣肘。私募产品在策略、仓位管理与产品设计上则拥有更大自由度。一位已转战私募的前公募人士表示，对投资框架业已成熟的基金经理来说，私募环境或许更贴合其策略特点。
激励机制的变化是另一重推手。2025年5月，证监会发布《推动公募基金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要求基金公司强化与投资者利益绑定，降低规模排名等指标的考核权重，将基金投资收益、业绩比较基准和基金利润率等纳入考核体系。2026年6月，基金业协会发布《基金管理公司绩效考核管理指引》，对基金经理中长期业绩考核、绩效薪酬递延支付及跟投提出更明确的要求，其中主动权益类基金经理的产品业绩指标权重不得低于80%，业绩比较基准对比指标权重不得低于30%。长期业绩与薪酬之间的纽带，由此被拉得更紧。
私募机构的激励逻辑则灵活许多，通常可以依据投资业绩、管理规模及团队贡献进行差异化设计，部分机构还会借助业绩报酬和股权激励来网罗成熟投资人才。
明星基金经理离场，公募产品的过渡并非无缝衔接。管理权交接之外，原有组合的投资风格、行业配置和持仓调整都可能随之变动。尤其是那些长期管理大规模产品、投资者已对其个人投资框架形成稳定认知的基金经理，一旦换人，产品策略能否延续，往往成为市场追问的焦点。
人才流向私募，也在重塑这个行业。前述不愿具名的私募业内人士认为，公募人才的持续流入，将明显提升私募行业的专业化、规范化和机构化水平，同时加剧机构间的分化。在他看来，基金经理是基金业的核心技术与管理人员，也是资金市场的核心要素，公奔私也好，私奔公也罢，都是正常的行业现象。
行业常态并不意味着光环可以照搬。过往几轮“公奔私”周期中，个体命运分化显著：海富通原基金经理陆航创办的复胜资产，在站稳脚跟后管理规模突破百亿；而曾被誉为“公募一哥”的王亚伟，奔私创办千合资本后一度风头无两，最终千合资本逐步淡出头部梯队，其本人也从资本市场悄然隐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