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南京理工大学致知书院发布的一则通知引发社会广泛讨论。该校计算机专业2025级高数期中考试中成绩排名后30%的学生，将被纳入“结对帮扶体系”，校方表示在“极特殊情况”下会向家长通报情况，甚至建议家长到校陪读。这一举措被部分网友批评为将大学管理“高中化”，也引发了关于大学生独立能力培养与家校边界的争议。
校方回应称，高数成绩与学生的分层教学、升学就业直接相关，通报家长和提出陪读建议是针对少数因沉迷游戏、作息混乱导致学业严重下滑的学生。相关措施需经书院研讨、学工部门审批后才会审慎提出，并非针对所有成绩靠后的学生。然而，这一解释并未完全平息争议，部分网友质疑“后30%”的量化标准可能扩大干预范围，即便整体成绩优异，仍有相当比例的学生会被纳入关注名单。
支持者认为，大一新生自制力尚未成熟，高数作为理工科核心课程，严格管理是对学生未来负责。反对者则指出，大学生已是成年人，陪读建议不仅削弱独立人格培养，还可能激化家庭矛盾。有网友尖锐评论：“家长连高数题都看不懂，陪读难道只是做饭？”更有人提出类比：“若老师教学不力，是否也要请其家长‘陪教’？”
争议背后折射出社会对大学功能的矛盾期待：既希望高校是呵护成长的“象牙塔”，又需它成为锤炼独立的“训练场”。类似“给家长寄成绩单”的做法此前已引发讨论，批评者认为这强化“分数至上”思维，忽视社会实践、科研能力等综合素养培养。厦门大学对1961名985高校学生的追踪研究发现，父母教育卷入中“参与型介入”比“监督型介入”的学业促进效应高2.3倍，但计算机专业学生家长中仅12.7%具备高数辅导能力，这种“有心无力”的陪读常异化为“做饭式监督”，反而使学生自主学习时间减少1.8小时/天。
神经科学研究显示，18-22岁是大脑前额叶发育关键期，过度干预可能固化依赖型神经回路。元分析表明，直升机式育儿会使大学生心理需求满足度降低34%，这种内在动机损伤对STEM学科学习的负面影响可持续2-3个学期。南京理工大学虽强调“极特殊情况”才建议陪读，但“后30%”的量化标准仍可能将约450名学生卷入不必要的家庭干预，而该校招生办也承认“尚未实际执行陪读建议”。
国际比较研究提供了更有效的支持路径。德国达姆施塔特工业大学采用的“三导师制”（学术导师+行业导师+心理导师），使高数挂科率下降27%，显著优于家校通知模式。国内如浙江大学建立的“学业预警-资源匹配-过程追踪”系统，通过AI分析学习行为数据，提前14周识别风险学生，精准推送辅导资源，该模式下学生自主求助率提升63%。这些案例印证了一个核心结论：大学生学业支持的关键，在于构建“能力脚手架”而非“监督枷锁”。
当45岁的家长在大学周边出租屋里试图看懂孩子的高数习题集时，真正需要反思的是高等教育的支持体系是否缺位。南京理工大学的结对帮扶本是积极尝试，但将家长纳入考核闭环，实则暴露了高校在分层教学、心理干预等专业能力上的不足。教育学家T. Husen曾指出，教育公平不仅是起点公平，更应是过程公平——当学校将育人责任转嫁给家庭时，那些无法提供陪读的普通家庭学生，正在遭遇新的教育不公。
真正的“负责”，是引导学生从“被动监督”转向“主动规划”，在试错中学会对自己的人生负责。当大学不断用高中式管理“保护”学生时，或许恰恰剥夺了他们成为独立个体的最后一课。这场讨论的价值远超事件本身：在“严管”与“放养”之间，高校如何找到培养心智成熟人才的平衡点？这不仅是南京理工大学需要回答的问题，更是中国高等教育转型中绕不开的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