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关于中国近代科学落后原因的探讨持续不断，其中儒学常被指为罪魁祸首。这一观点不仅盛行于二十世纪初，即便在二十一世纪，仍有人持此看法。然而，当下部分人群开始反思，我们是否错怪了儒学，是否忽视了其他更为关键的因素。
自二十世纪至二十一世纪，全球科技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爆发期。科技不仅是生产力的象征，更是强化国家实力的关键工具。这一时期的殖民扩张依赖铁与火，殖民竞争的核心在于财富与土地的争夺。帝国扩张手段多样，包括压迫、屠杀乃至种族灭绝，这些行为背后，是科技力量的无情驱动。
二十世纪被誉为民族主义兴盛的世纪，这一思潮的兴起，根源在于西方殖民扩张所带来的生存危机。为应对这一危机，人们寻求同质群体的结盟，以对抗殖民者的侵略，并在条件允许时，更有效地进行反击。然而，新时代的扩张逻辑已从征服与统治转变为征服与占有，土地上的人口成了附属品，西方主导的时代，成为了马尔萨斯式的生存空间争夺战。
科技与西方思想体系的结合，产生了巨大的破坏力。人们赞美科技的力量，不断追求科技的突破，仿佛人类已迈入新纪元。然而，一些深思熟虑的善良人士开始担忧，无限制的科技可能带来种族灭绝、自我毁灭乃至地球生态的毁灭。这些清醒者如同先知，试图警示世人。
尽管如此，清醒者的自救措施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人类对科技的基本认知，只是为其套上了一层枷锁，设置了生存安全阀。多数人仍坚信人类终将自我毁灭，这种矛盾心理体现了人类的盲目乐观与极端狂妄。
疯狂的统治者和科学家不断在科学领域开疆扩土，滥用科技成果，不顾隐患。他们追求短暂利益，不惜一切代价，哪怕是饮鸩止渴、引火自焚。西方社会的科技与社会试探，往往带有一种疯狂的精神，与野蛮科学的旗帜不谋而合。相比之下，中国缺乏典型的科学怪人、赛博朋克等文化现象，科技发展并未与奴隶制、帝制等思想相结合。
野蛮与文明相比，有时野蛮更具力量，因为它足够疯狂和嗜血。然而，暴力与胜利并不能代表先进。无论是草原游牧民族对农耕社会的劫掠，还是海洋游牧民族的侵略，都不能证明其文明的优越性。臣服于暴力并不意味着生存与融入，现代科学统治下的世界，需要更为理智的应对策略。
民族主义在百年内仍表现出其先进性，因为它是遏制疯狂统治者和科学家的有效手段。人们建立了种族同盟，以集体的力量抵抗高位力量的劫掠和屠杀。历史上的疯狂案例，如毒品制造超级战士、人兽杂交等，警示我们必须警惕科技的滥用。
技术越发达，其带来的力量和威胁就越大。然而，人类对技术的制约力量并未相应增长。掌控力量的人，如同新时代的帝王或神，对他人无情且残忍。当力量不受控制和监管时，其带来的后果难以预料，且往往是不好的。
新冠病毒大流行载入史册，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在这场灾难中的角色值得深思。继承了日本731部队部分人体实验成果的该实验室，是否融入了基因编辑和现代病毒研究成果，是否在这场病毒大流行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这些问题亟待解答。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但生产力并不必然导向共产主义。科学只是一个工具，统治阶级往往更善于使用和利用它。我们课本中的共产主义时代，并非必然和天然实现。在科技的放大作用下，个体的力量可能被削弱，更容易被诱惑、影响和控制。消费主义、娱乐主义等直接而快速的反馈机制，摧毁了人的深度思考和反抗心理。
尽管我们一直在科技道路上突飞猛进，但资本永远只投资于科技的力量和实用。科技并未服务于我们的思想和心灵，反而一直在研究如何激发和利用人的欲望或恐惧。当生存和享乐的基本目标实现后，科技的进步意义与破坏意义同时显现，甚至负面意义更多。人类逐渐迈入智慧生物的雷区，生活舒适的人们可能因种种原因迅速走向死亡，而非想象中的和平安稳。
在这个可怕的时代，一群人只需按一个按钮或释放某种东西，就能让几千万或几亿不相关的普通人无辜丧生。个体意志被科技放大到极限，而另一部分人被科技化为数字或气泡，尽管他们的灵魂平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