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刘可欣
这两年，考古真的是越来越“热”了。
走在路上，总能看到来自各个博物馆的文创，三星堆博物馆、陕西历史博物馆、甘肃省博物馆……文物是了解历史的一方面，但也只是历史的一个侧面。那些华丽的、突出的部分，总是能被人们看到；但是那些大地上的、黄土里的故事，是这些文物的来处，更是历史更真实、全面的部分。这些地方同样隐藏了激动人心的发现，它们可能比文物的绚烂更值得人们关注。所以，“考古队长”诞生了。
“考古队长”，指的是主持某个考古发掘项目的负责人或者领队。他们“上”通人事，是最能看懂世态冷暖的人，也是最能够掌控发掘大局的人；他们“下”懂礼制，是最了解考古遗址和成果的人。由他们来讲述考古成果和故事，再合适不过。策划开栏以来，我们前往三星堆遗址、汉文帝霸陵（江村大墓）、濛溪河遗址等多个遗址，共对话7位考古队长，共发布23篇融媒体报道产品，专题阅读量突破260万，点赞数近1万。
记者刘可欣在霸陵（江村大墓）考古现场
通常，我将一位考古队长的采访分为4个部分。一篇稿件讲述考古队长个人的故事，他们因何走上考古这条路，又是如何成为一位考古队长；另一篇稿件则阐释考古队长对遗址的认识，解读遗址发掘的经过，此外再配合剪辑多个视频产品、精品海报，以便适应新媒体端的传播。
在报道“考古队长”系列采访期间，我们走进了川内近年来引起巨大关注的三个重要遗址的考古现场：资阳濛溪河遗址、广汉三星堆遗址、江口明末战场遗址。
近些年来，四川的旧石器遗址佳讯频出。从皮洛遗址到濛溪河遗址，再到桃花河遗址，四川地区古人类在史前生活的画面已经徐徐向我们展开。那么要写濛溪河遗址，我们就不能只写濛溪河遗址。在濛溪河遗址发掘领队郑喆轩的采访中，我们贯穿了四川旧石器遗址如何从几近空白的状态，到今天让世界瞩目的经过；我们看到了一代青年考古人，如何在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主导下，在各位考古学界前辈的支持下，筹建起了一支平均年龄不超过30岁的队伍；我们看到了考古工作者如何从5%的遗迹中，挖掘出75%的信息。
前往皮洛遗址采访路上的高原美景
在三星堆遗址现场，我们看到了一代代的四川考古人，如何坚守在此，陪着它从寂寂无名到高朋满座。这里魂牵梦萦的一切，都始于考古人手下的那把手铲。
在江口明末战场遗址，我们看到考古工作站外日夜奔腾的江水，感叹江口围堰考古横截江水的气势，也感同身受考古队长站在工作站远眺遗址的眉头紧皱。
江口明末战场遗址中看似普通却让考古人员激动的木鞘
这些考古发掘的经过，与丰富且全面的考古成果有着直接的关系。媒体多关注考古成果，但是这些考古人背朝艳阳、面向黄土的精神，同样值得公众了解。
纵然每个遗址不一样，但是陆地上的发掘经过，大都有着标准化的流程。因此，关于遗址发掘经过的写作，总是容易陷入同一种套路。而不同遗址的最大变量是什么呢？是人，是考古队长带领团队的风格。
在白鹿原上的汉文帝霸陵的考古工作站中，我们听汉陵考古队队长马永嬴讲述了他们如何跟当地的村民打交道，夏夜的墓道里如何凉快，以及如何与盗墓贼斗智斗勇。在宝墩遗址工作站，我们听队长唐淼畅想与成都平原的先民共享同一片余晖，以及如何从考古人的身份跨界，去策划一个展馆、一场展览。
记者与汉陵考古队队长马永嬴（左二）合照
在平日的采访中，我就曾发现，在考古成果方面，公众更偏向于看那些文物有多新奇，有多精美，有多“价值连城”。但实际上，这些只是考古的一部分，我们也不应该只关注视觉上的刺激。那些代表了聚落发展程度的城墙，那些代表了先人精神信仰的刻划符号，以及那些旧石器时代先民打磨出来的手斧，都展示出了通过更遥远的过去、更深刻的历史的通道。这些内容归属于一种“考古思维”，并不适宜于放在成果发布的稿件中。我们希望借助“考古队长”这个专栏，能够传达这些观点，让公众真正地走进考古，了解考古，而不局限于了解考古的侧面。
这些内容不一定会有“第一”“首次”“填补空白”的那些考古成果听起来震撼人心，就像不可能每个遗址都像是三星堆、良渚、殷墟那样闻名世界，但是只要你愿意翻开考古队长，你就能看到考古的另一面。
在公众考古的过程中，考古人的努力固然重要，但是媒体的力量也不容忽视，的力量已经得到了考古人的认可。例如，在2023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之时，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盐源老龙头墓地发掘领队周志清在国家文物局的直播中，感谢华西都市报对老龙头墓地相关新闻报道的支持；在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江口明末战场遗址发掘领队刘志岩的新书《江口沉银考古手记》中，亦感谢对江口遗址的报道与宣传。
在这股时代的浪潮中，在考古走近大众的过程中，我愿意成为一座小桥、一叶小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