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第十三位皇帝朱翊钧及两个皇后尸体腐烂，但骨架完好，头发软而有光，尸骨周围更是塞满了无数金银玉器和上百匹的罗纱织锦……”
此话一出，海内外无数的艳羡和赞叹纷纷投向中国的历史文化，可1956年5月9日这场震惊世界的考古挖掘，带给世界的是得以一览中国古文化的壮观，留给中国考古界的却是痛心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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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谁也没有想到，这场损坏在挖掘之后的“浩劫”。成名的代价
天下欲灭秦，无不慕强雄。挑战第一是很多人做事的要义，这般的至理名言同样适用于考古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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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考古陵园，十三陵内全部仿照皇宫建造，据说每一处陵墓都活灵活现的建筑了高大的城墙和金碧辉煌的宫殿，真正做到了“地下人间”。
很多人说十三陵是又一个“紫禁城”，这样说有夸大其词的成分，却也有含蓄收敛的一面。
说其含蓄，是因为陵区的总面积足足有一百二十平方公里，比明朝都城北京的面积还要大，说其夸大其词，是即便有着出入不大的金碧辉煌，但地下的十三陵绝对比不上地上紫禁城的烟火人间味十足。
这也解释了考古学界的精英们为何将挖掘帝陵的第一站锁定在十三陵的原因。
1955年10月，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联合郭沫若、沈雁冰、邓拓、范文澜等人，联名上书政务院，请求发掘明成祖永乐皇帝的陵墓长陵。
郭沫若
面对这开天辟地的头一桩，一言就是胃口颇大的“十三陵之首”，说不犹豫是不可能的，但是吴晗却很是固执，认为中国已经具备开陵研发的条件。
这般的自信是没有错，多年来的沉淀和深耕让人才辈出的中国有了开陵的条件，可他们却忽视了落后的社会条件并不满足“存放”扑面而来历史的准备。
虽然夹杂着理性反对的声音，即便郑振铎高声喊“文物的保存和修复都会成为巨大问题”，这项“近乎疯狂”的提案最终还是落了地。
郑振铎
一众人员纷纷拿出大干一场的架势，却没过多久就铩羽而归。
因为长陵的建造面积实在是太大了。出动的人手是不少，半月的时间过去，他们就连墓道的门都没有找到，即便心有不甘也只能悻悻放弃原有计划，找一个小一点的陵墓试试手。
等找到手感经验丰富之后，再去挖掘长陵。拥有坍塌漏洞的定陵就是这样成为了他们的顺位目标，而他们也成了对定陵下手的第三波。
明末农民起义的时候，领袖李自成在攻陷北京之前，打到昌平十三陵的时候，因为痛恨明代帝王，一把大火烧毁了包括定陵在内的三座明帝陵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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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第一次遭到破坏，却是伤标未伤本并未波及地下的辉煌，第二次亦是如此。
为了挖断女真族的“龙脉”，明朝晚期的统治者拆毁了房山地区的金朝皇帝陵寝，这笔仇被清军记在了心里，因此多尔衮在入关的时候，就率领军队拆掉了定陵的部分地上建筑及陵墓前的神功圣德碑亭。
愤怒是发泄了，但清朝的统治者很快意识到这样的报复行为非常影响他们坐稳中原，因此他们不仅重修了十三陵，还厚葬了历代的明朝帝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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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两次的破坏可以说是“不痛不痒”，但第三次自恃的胸有成竹却是让定陵遭遇了“灭顶之灾”。
1956年5月9日，挖掘的第一铲宣告了定陵重见天日的开始，可这定陵实在是太大了，仅是第一条沟就让考古队挖了十多天，才发现一个券门。
这陵墓的门可是不敢开，毕竟“坊间传闻”甚是可怕。
有人说皇帝的陵墓布满暗箭，上面的箭头还都是用毒汁浸泡过的，一碰着就会丧命，还有人说墓门的后面有千斤石，下面有滑动踏板，稍有不慎就会跌入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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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毕竟劳动人民的智慧不可估量，因为这样考古队并未开门，而是沿着第一条沟继续开凿。
这个不合时宜的决定让考古队在第一时间错过了关键证据，极大挫伤了队伍的信心。
他们觉得这帝陵深不可测就打算放弃了，一位民工却在偶然间发现了写着“隧道门”的石条。
这般的收获让考古队重燃了挖掘的信心，第二条深沟就这样又挖了一个月，最终看见了“此石至金刚强前皮十六丈、深三丈五尺”的字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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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近在眼前，所有人的心中却生出了空前的胆怯。拐打钥匙鸡探路
这种恐怖并非是因为广为流传的“墓室中有小河，河上有小船，只有八字相和的人才能坐船进入墓室”，考古队不信这些，他们担心的是，尸体腐烂极易形成的有毒气体。
路已经走到最后一步，前面即便是刀山火海，考古队也必须迈过去，担任勇士的是队长赵其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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爬上梯子的他从金刚墙上抽下了第一块城砖，被封禁的历史与新气息的碰撞率先传出来一声闷响，而后就有一股黑色浓烟从洞中喷射而出。
所有人员纷纷用袖子掩住口鼻，等到气味没那么浓的时候，大家虽然依旧在拆卸城砖，却没有一人敢说进去探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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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该怎么办？
队员们是集体犯难，可就在这个时候，人群中却突然传来一声“咱们放只鸡进去吧，它既会打鸣证明自己活着，也不会瞎炮弄坏地宫文物”。
就这样一只公鸡成为了进入墓穴的第一个“活种”，等到几天之后确认公鸡还能打鸣，考古队这才让赵其昌腰栓粗绳，第一个走了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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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陆陆续续走进了地宫，新一轮的挑战也接踵而至，因为一座石门堵住了大家的路。
这自来石让考古队一时让队员们摸不着头脑，最后还是在一本“皇宫秘籍”中发现了一种名叫“拐打钥匙”的神奇工具，开门的一幕也是震惊了所有人。
面对千斤重石，一堆人推是巍然不动，可就是一把小小的钥匙插入门缝之后，却是在推动之后就让自来石发生晃动，并且随着旋转发生倾斜，等到呈90度角的时候，几十吨的大门就这样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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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这样说，定陵的挖掘工作还算顺利，考古队虽然也遭遇过瓶颈，但最终还是有惊无险的进入了陵穴，所有人都以为这是得偿所愿，可其实这却是噩梦的开始。
只不过，一开始的时候，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因为他们沉醉在了铺天盖地的奢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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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定陵尚未挖掘之前，民间很少见到明代的丝织品，完整存留的更是凤毛麟角，但是定陵出土的足足有上百匹，每匹丝织品上面，还整整齐齐的写着尺寸、产地和质地。
出土的金丝翼善冠是唯一发现的皇帝金冠，上面的光泽依旧耀眼，仿佛能一眼百年看到古历史皇帝登基上朝的景象，三千多件珍贵文物已是让人目不暇接，开馆之后入目看到的景象更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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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朱翊钧和两位皇后的尸体虽然呈腐烂状，全身的骨架却是完好无损。
对于朱翊钧历史有着很大的好奇，因为身为一代帝王，他最厌恶的事情却是上朝接受膜拜。有人说他这样做是贪图后宫纵欲，也有人说他是因为吸食鸦片导致体弱多病，所以不愿上朝。
活人辩驳不出来结果的东西，死人“开口说话”就是最好的证据，拥有尸身再根据科学技术，化验一下就可揭晓这千古谜题，可是一把大火让什么都来不及了。名副其实的考古界悲剧
朱翊钧和皇后的尸骨被烧的干干净净，存放尸骨的金丝楠木棺更是被扔到野外，被路过的农民劈了当成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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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至于丢弃的理由，只是因为荒唐的一句“仓库放不下”。
他们以为自己丢弃的只是一块无足轻重的废木板，可实际上这是中国历史上最高级的建筑用材，随随便便卖上几个亿根本不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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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队员意识到错误的时候，这些宝贵的文物早已不见了踪影，只有真正进入棺冢的人见到了这样珍贵文物的真面目，现在存放在博物馆里的，只是一个水泥的复制品，放的是心安，而不含一丝历史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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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若这些尚且构不成“悲剧”，那么接下来的内容只会让人更加痛心。
珍贵的罗纱织锦因为考古人员的经验不足，用软化剂涂抹在半腐的衣物上，这种塑料化的处理可以缓解衣服的氧化速度，可却没有杜绝氧化。
没有得到充足“生存空间”的织锦仅过了几个月，就开始变黑、变硬、变脆、当水分彻底蒸发之后，也是彻彻底底成为了废品，珍贵和不可得就此成为昙花一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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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在拼命的转移东西，可他们的脸上没有戴口罩，手上没有戴手套，就赤裸裸的与文物接触，盛放物件的库房也没有做空气隔绝，而仅仅是搭的塑料棚子，四面漏风，让很多东西都成为了支离破碎的损坏状态。
朱翊钧下葬时的龙袍氧化后成了“乞丐装”，许多著有珍贵历史资料的纸制品，因为直接暴露在自然条件下，直接幻化成为了灰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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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不可估量价值的木俑，因为不具备存放条件而被蜡封，个个也是变形变色。
文物是出土了，可却在眼睁睁的条件下遭到了不可原谅的破坏，可没有办法，出土的三千多件文物就在小平房里呆了近六十年，才在2015年的时候转送到新的地下文物库中。
这样的灾难是毁灭性的，所以定陵之后，国家立即面向考古界下达“不允许再轻易挖开帝陵”的铁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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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自嘲的说出一句“挖掘定陵最大的收获就意识到帝王陵不能随便挖”，可造成的损失已经是无可挽回，考古队确实做了几个月的努力，可这般的努力却是翻版的“无用功”。
考古队这么做，也是为了还原历史的真相，传播我大中国源远流长的历史，可有些事情能做，有些事情在不具备实力和没有补救措施的条件下，却是最好不做。
每一件文物都是历代先人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既然是礼物，就要最合时宜的情况下出现才算得上是锦上添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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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可以做，但是不能不计后果的去发掘和破坏，毕竟考古学家们为的不是昙花一现，而是文物可以永久保存，让所有后代的子子孙孙都能得以瞻仰。
这是一条漫长的道路，需要的从来不是一代人的努力，而是一代又一代的清醒和奉献，路漫漫其修远兮，吾辈定将以守护为底线，让更多的文明瑰宝以正确的方式彰显我中华上下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这一天，早晚会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