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永是梁启超的次子。在子女成长的过程中，梁启超不断鼓励他们发挥个人所长，为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梁启超与梁思达（左）和梁思永（右）摄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
早在19世纪中晚期，现代考古学已率先在欧洲诞生，作为中国近代思想学术巨匠的梁启超，是最早将西方考古学理论介绍到中国的学者之一。1901年，梁启超首倡“新史学”，那时他已注意到考古学作为一门新的学科正在兴起。
1926年，万国考古学会会长瑞典皇太子来华访问（这位皇太子因痴迷考古，将近半个世纪不当国王，只做王储），时任中国考古学会会长的梁启超做了题为“中国考古学之过去及将来”的演讲，他指出，凭借中国悠久的历史，首先加强田野考古发掘，其次注重方法进步，定能使中国考古学在世界上占据极高地位。这是中国学者第一次关于中国考古学的总结。
中国虽然有传统的金石学，但与现代意义上的考古学还不是一码事。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开创时代，但在中国境内从事考古挖掘工作的人却全都是外国人。让梁思永学习考古学，梁启超有子承父业的考虑，同时更是希望考古学这门新生的学科能在中国扎根、生长。
当得起“中国第一位考古专门学者”
正是出于梁启超的期望和引导的结果，1923年，梁思永在清华学校留美预备班毕业后，赴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攻读考古学和人类学，他是留学生中选现代考古学做为专业的第一人。哈佛大学的学风注重地质学、人类学、古生物学、社会学、化学及物理学方法的综合运用；注重田野调查，把地下的实物分析与人类社会史的研究结合起来。梁思永获得学士学位后，转入哈佛大学研究院，主攻东亚考古。在美国求学期间，梁启超多次致信勉励梁思永苦学本领，将来好回国报效。
1926年冬，李济、袁复礼主持了山西夏县西阴村的田野挖掘，这是中国人自己主持的第一次现代考古挖掘。梁启超不仅支持这次挖掘，还希望梁思永能参与其中。
此信是1927年梁启超在听完李济的报告后，给还在美国学习的梁思永所写，信中写道：“李济之在演讲中说，他们‘搞考古都只是半路出家，真正专门研究考古的人还在美国······是梁先生的公子。’我听了替你高兴又替你惶恐，你将来如何才能当得起中国第一位考古专门家这个名誉，总要非常努力才好。”
1927年夏天，梁思永听从父亲的建议，中断学业回国，回国一年间，梁思永担任清华国学院助教，兼古物陈列所和故宫博物院的审察员。这些工作大都没有薪水，但这些经历却提供了很好的学习机会。梁启超不仅把梁思永带在身边，言传身教，还利用自己的威望和交际，为他创造学习机会。他不仅写信请朋友陈仲恕指导，还请他介绍瓷器鉴定名家郭宝昌指点梁思永，开阔他的知识面。
青年时期的梁思永
梁思永利用在美国的所学，对山西西阴村发现的一万多个陶片进行了详细分类。这批陶片没有一件是可以完整复原的器物，他通过与国内外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进行对比研究，肯定了西阴村与仰韶村是同时代的遗存。他还敏锐地注意到，仰韶村有个别器形，西阴村却没有，并提出了自己的质疑。
1928年8月，梁思永赴美继续深造。正是基于回国一年间的经历，他完成了《山西西阴村史前遗址新石器时代的陶器》的硕士论文，这是中国考古学者完成的“最早的一本专题研究著作”。他在研究中使用了类型学的研究方法，对后来的考古研究具有示范意义。
1930年，梁思永自美国哈佛大学毕业归国进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工作，成为当时国内第一位受过专门训练的考古学者。在接下来的工作中，梁思永在实践中建立起科学的考古方法，以其自身深厚的学识为新中国培养了大批考古人才，在理论和实践上推进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发展，是中国考古史上一座划时代的丰碑。
现在的考古发掘执照制度始于民国，第一号“採取古物执照”是由内政部和教育部于1935年4月9日合发的。执照的申请人是中央研究院首任院长蔡元培，发掘的领队是梁思永。
梁思永先生
1930年回国不久，梁思永先生加入刚刚成立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开始执行该所发起的“东北考古计划”。9月19日，由北平赴黑龙江发掘昂昂溪遗址，这是黑龙江地区的第一次科学考古发掘。发掘结束，10月21日从通辽入热河做考古调查，10月27日返回北平。他和同事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行程过千里，历时38天，完成了中国人第一次系统的东北考古调查。1931年，先后参加了河南安阳小屯、后冈和山东历城城子崖遗址的发掘；1932年春，因患烈性肋膜炎，卧病两年，直到1934年春天才逐渐康复。该年夏，在完成热河调查报告后，即赴安阳后冈主持西北冈殷王陵的发掘。次年春秋两季，又连续主持殷王陵的大规模考古发掘，发现多座殷代大墓，为了解殷代社会及其发展水平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材料。殷王陵的发掘，规模宏大、工作精细、收获丰富，是中国考古学史上前所未有的工作。发掘结束，梁思永先生即着手西北冈考古资料的整理和研究工作，但因为抗日战争爆发，打乱了原来的工作计划。
梁先生随史语所先退到汉口，又退到长沙，后经桂林转到昆明，最后在四川南溪李庄度过了漫长的战争岁月。1941年初夏，因肺结核剧烈发作，不得不停止研究工作。此后虽长期偃卧病榻，不能起床，但仍关心战时西北、西南的田野考古和室内研究工作，也念念不忘自己的西北冈殷王陵发掘报告的整理，相信这是他“此生唯一的事业”。战前梁思永先生曾调查过北平制造玉器的技术，并搜集工具标本。在昆明期间，还曾调查制造陶器的技术，对埏泥、成形、烧窑等方面，都做过研究。因为健康的原因，梁先生的田野工作，在此之后就结束了。
1946年2月，梁思永先生在重庆中央医院施行了两次大手术。出院后返回古都北平，继续休养，身体逐渐恢复，但仍很虚弱。1948年，因其在中国考古学上的杰出贡献，当选为首届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梁先生没有跟随史语所和西北冈发掘的实物和发掘资料，移居台湾，而是选择留在北平，为即将成立的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网罗人才，谋求中国考古事业的发展。1950年夏，梁先生受命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虽不能出门，却“计划和指导田野调查发掘和室内研究工作”，“培养年轻干部”，鞠躬尽瘁，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考古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
梁思永先生的生命是短暂的，但在这短暂的一生中，却为中国考古学做了很多开创性的工作，有不少是示范性的，这也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考古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梁思永先生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
考古学的基础是田野工作。考古发掘又是田野工作的基础。在梁思永先生发掘昂昂溪和殷墟之前，中国的田野考古工作已经开始了。如果从1921年瑞典学者安特生发掘仰韶村算起，科学的田野考古发掘已经进行了差不多10年。中国人自己的考古工作，从1926年李济发掘山西夏县西阴村开始，也已经进行了差不多5年。安阳殷墟，也已经发掘了三次。但是，田野发掘的方法仍很落后。比如吴金鼎就曾批评殷墟发掘的方法，说“小屯所掘得之物，记载编号不统一，以统帅之主任时常变动，有时以X. Y. Z.，有时仅记深度，有时仅记一号数。取回来整理后，又未采取card-index system，将来颇多麻烦……关于照相之编号和索引，亦无办法。又说小屯发掘时之记载，仅有日期、发掘人、地点、出土物。自梁思永先生返国后，始大加改革，侯家庄之记载表格胜前远甚。至于北平研究院之发掘团，记载制度亦极坏，故无法做报告。中央研究院之小屯发掘报告，迟迟不出，亦以记载方式之不佳。”这当然只是当时考古工作的一个侧影，但从中可以看出问题的确很多。梁思永在城子崖和安阳的发掘，尤其是安阳高楼庄后冈的发掘，开辟了依土质、土色和包含物变化划分地层的发掘方法，结束了以往依人为的水平层为单位的发掘方法，记录方法也大为改进，为后来的殷墟和其他遗址的发掘树立了典范。地层学是考古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之一，它在中国的发展和成熟，跟梁思永先生有莫大的关系。
因为发掘方法的改进，及田野工作经验的积累，梁思永不仅组织了空前规模的西北冈殷王陵的发掘，还在后冈发现了著名的仰韶、龙山和殷墟文化的三叠层。因为这仰韶文化在下、龙山文化在中、殷商文化在上的地层叠压关系的发现，自仰韶文化发现以来就莫衷一是的仰韶文化的时代及其与以殷周文化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文化的关系，仰韶文化与刚刚发现的龙山文化的关系，龙山文化与小屯殷商文化的关系等问题，就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澄清。至少在豫北地区，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及小屯殷商文化的相对年代关系解决了。对此，他有两种假设，他认为这样一种假设是可以成立的：“仰韶彩陶文化自黄河上游向下游发展达到河南北部的安阳县高楼庄后冈和渑池县仰韶村之后，自黄河下游向上游发展的龙山文化才侵入河南北部。它先到后冈，占领了彩陶文化早期就废弃的遗址，后到仰韶村，遇着发达已过了最高点的彩陶文化。”不能不说梁思永先生的结论是审慎的。虽然由于当时的条件所限，梁思永先生在考古学上构建了仰韶文化由西向东、龙山文化由东向西发展的东西二元对立学说，而没有发现中原地区从仰韶文化发展为龙山文化的承继关系——这是20世纪50年代后期在河南陕县庙底沟、洛阳王湾等地慢慢发现的——因而他的结论难免错误，但后冈三叠层的发现，的确找到了解决中国史前史上一个关键问题的钥匙。
龙山文化的辨识，特别是后冈三叠层的发现，确立了龙山文化是中国文明的前身。根据龙山文化的考古发现，梁思永先生第一次系统总结了这个文化的特征，并做了分区的尝试，把龙山文化分为山东沿海区、豫北区和杭州湾区，并讨论了各分区文化的地层和年代。他认为豫北的后冈二层不但是较早的，“确可定为早于殷代文化的遗存”，后冈二层还是“豫北殷文化的直接前驱”。囿于当时的考古发现，梁思永先生认为山东历城城子崖一层和日照两城镇一层的年代更早一些——这是他推测龙山文化由东向西发展的一个前提，我们现在知道这也是不正确的，但当时他对龙山文化各区域文化因素的分析、龙山文化与殷墟商文化在文化面貌上异同的比较，甚至先此对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的比较，西阴村、仰韶村的仰韶文化与后冈下层仰韶文化的比较，都显示出他敏锐的分析能力，应该说他对仰韶、龙山与殷墟商文化的辨识是相当准确的，只是因为要调和这龙山文化向西发展、仰韶文化向东发展的假说，才做了种种有关绝对年代和相对关系的推测。不过，龙山文化是中国文明前身的解释，确在相当程度上动摇了当时已流行了十多年的“中国文化西来说”，这也是梁思永先生的一大贡献。
如果说三叠层为解决中国史前文化的问题找到了一把钥匙的话，那梁思永先生的另外一个重要贡献，就是发掘昂昂溪和调查热河。如前所述，昂昂溪是有史以来在黑龙江地区的第一次科学发掘，发掘面积虽小，却为了解该地区史前人类的生活方式提供了珍贵的考古材料。热河地区的考古调查，虽然是在日本人鸟居龙藏和法国人桑志华之后，又多是地面调查材料，因而它的价值不免打了折扣，但这也是中国学者第一次在东北地区的考古调查。要不是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发动“九一八”事变，“东北考古计划”搁浅，梁先生在东北地区的考古工作一定会有更多更重要的发现。不过，两篇详细考古报告的发表，对于我们了解北方地区史前人类的生活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以昂昂溪遗址所代表的史前渔猎生活的考古材料，至今还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除了安阳后冈和小屯，梁思永先生倾注心血最多的还是西北冈殷王陵的三次大规模发掘和报告整理。发掘共揭露墓葬1267座，其中仅殷商墓葬就有1232座，而殷商墓中的大墓有10座之多。这是中国考古学上划时代的发现，规模也是空前的。梁思永先生本来是想在第三次发掘之后，暂停一段时间，审查一下这些惊人的不寻常的出土物，“以便深思熟虑地制定下一步发掘计划”，结果却由于1937年日本的突然侵略终止了。在艰难的战争期间，梁思永先生一有机会就整理这批发掘材料，终于在1941年病倒之前，写出了241页的报告初稿。这份分为16章的手稿，一半只有标题，另外的一半也很简略，但却非常珍贵，因为它“不仅提供了基本资料，而且为中文的科学报告树立了样板”。实际上，这本尚未完成的考古报告，也和梁先生参与执笔和主持编辑的《城子崖》报告一样，是中国考古学史上最重要的研究成果之一，具有里程碑式的示范的意义。殷商文明的高度，也因西北冈王陵的发掘，而被国际学术界所熟知。
（本文是为梁思永先生《小屯、龙山与仰韶》一书〔商务印书馆，2015年〕撰写的按语，后收录于《考古随笔三》，文物出版社，2020年12月。此处略去注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