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国际电信联盟（ITU）官网的一则公示引发全球航天领域高度关注：中国在2025年最后一周集中提交了超过20.3万颗卫星的频率与轨道资源申请，涉及14个卫星星座。这一规模创下全球纪录，被外界视为对全球低轨太空资源竞争的重大战略举措，标志着中美在太空领域的博弈进入新阶段。
低轨太空（300-600公里高度）因其低时延、高带宽的特性，成为卫星互联网发展的“黄金赛道”。根据ITU规则，低轨资源遵循“先到先得”原则，谁先占据轨道和频谱，谁就能在未来6G通信、全球互联网等领域占据主动权。然而，美国通过“先申报、先部署”的策略，已占据全球75%以上的低轨航天器资源。截至2026年初，SpaceX的“星链”项目在轨卫星超过9400颗，获批最终部署规模达1.5万颗，几乎垄断了优质低轨资源。这种单边垄断局面迫使中国不得不采取行动，通过大规模申报锁定关键频段与轨道，从被动防守转向主动布局。
中国此次申报的背后，是五年前两次惊险遭遇的直接推动。2021年，SpaceX的“星链”卫星两次近距离逼近中国天宫空间站，迫使航天员紧急启动避碰程序，太空安全红线被触碰。更令人担忧的是，马斯克随后宣布将星链卫星轨道降至480公里，进一步挤压中国航天的活动空间。面对美国的步步紧逼，中国选择以合规手段维护自身权益，通过大规模申报打破美国的资源垄断。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申报并非单一主体行动，而是形成了“国家队+商业航天+运营商”的协同模式。其中，无线电频谱开发利用和技术创新研究院申报的CTC-1、CTC-2两个星座各包含9.67万颗卫星，占总申报量的95%以上；中国星网、中国移动、银河航天等十余家机构同步参与，覆盖通信、遥感等多个关键领域。这种体系化布局表明，中国的太空战略已从“单点突破”转向“全链条竞争”。
要将20万颗卫星的“纸面计划”转化为“在轨星座”，必须突破制造和发射两大核心瓶颈。在卫星制造端，传统“定制化”模式已被颠覆。银河航天等企业引入汽车流水线理念，通过模块化设计和智能制造，将单颗低轨卫星的生产周期缩短80%以上，成本从数千万元降至数百万元级别，核心零部件国产化率超90%。以上海垣信的“千帆星座”为例，其计划2026年将在轨卫星从108颗提升至648颗，2030年完成1.5万颗部署，批产能力正在快速释放。
发射成本是另一关键突破口。国内首个海上回收复用火箭基地已在杭州开工，朱雀三号、长征十二号甲火箭密集开展试验，目标将发射成本降至2万元/公斤以下，逐步对标SpaceX的猎鹰9号。2025年，中国商业航天创下“4天两发”的发射纪录，高频次发射体系正在成型，为大规模卫星组网提供了运力保障。
这场低轨卫星争夺战，本质是中美围绕未来通信主导权、太空规则制定权的系统性博弈。美国通过《阿尔忒弥斯协定》拉拢盟友，试图架空联合国太空规则；而中国的大规模申报，正是以ITU规则为武器，推动太空资源分配从“美国单边主导”向“多边协商”转变。低轨卫星星座的意义远超商业通信：在国家安全层面，它能构建独立的天基通信网络，规避军事信息传输风险；在经济发展层面，可为偏远地区、海洋、航空等场景提供宽带接入，支撑车联网、物联网等新经济业态；在国际合作层面，能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独立于美国之外的通信选择，提升全球治理话语权。
中国的大规模申报也引发了外界争议，核心聚焦于“是否会加剧太空拥堵”。目前低轨空间已出现碎片化风险，2025年一颗星链卫星解体产生100多枚碎片，对全球航天器构成威胁。欧洲航天局警告，若不加控制，可能引发“凯斯勒综合症”，让低轨空间彻底沦为“碎片坟场”。对此，业内专家强调，申报不等于最终部署——受国际协调、市场需求等因素影响，后续卫星规模可能动态优化。ITU已设定明确的履约门槛：申报后7年内需发射首颗卫星，14年内完成全部部署，避免“占而不用”的资源浪费。中国的核心诉求并非“军备竞赛”，而是通过合规布局保障自身发展权，同时推动建立公平的太空治理规则。
